伊斯坦布尔见闻：“旧世界的十字路口”
土耳其的过去与未来
前言：大约一个月前的5月5日，星期一的上午，我坐在拥挤的轮渡上，阳光照耀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头顶盘旋的海鸥和远处清真寺的祷告声，让人切身体会到伊斯坦布尔独特的韵味。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土耳其，本来只是工作途中的短暂停留，这次却因为与当地朋友的交流，意外地成了一次历史朝圣之旅。
1. 君士坦丁堡：三大帝国的首都
任何人来这座城市，一定都会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去打卡，离教堂不远处，有一座来自埃及的古老石碑—底奥多西方尖碑—矗立于广场中央。
我的土耳其朋友艾琳告诉我，“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是历史，你知道吗？比如这座碑，是在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从埃及专门切割运输过来的。他下令将这座刻有古老象形文字的尖碑立于此地，并为这个城市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称之为君士坦丁——堡（拉丁语”polis”，意为城市）。仔细看的话，石碑的底部还刻了图例，记录当时是如何把它从埃及运过来的。”
确实，从地图上看，君士坦丁堡横跨亚欧大陆，地理位置赋予了这座城市无与伦比的战略价值，使其成为欧亚贸易的关键枢纽。
“你知道吗，这里曾是旧世界三大帝国的首都，”艾琳骄傲的解释道，“罗马帝国几百年，拜占庭帝国上千年，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即使是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也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与之相比。”
尤其是拜占庭帝国，借助君士坦丁堡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它处于丝绸之路中心端，连接东西方，从而创造了中世纪最成功的经济体系。这个名字也从罗马帝国开始，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期，随着城市和人口扩张，才更名为伊斯坦布尔，词源是一句当地人常用的说法"eis tin polin"，字面意思是“进城去”。
2. 奥斯曼帝国：包容与统治的艺术
和艾琳随意漫步在托普卡帕宫的庭院中，我略有些冒犯的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你长得和我印象中土耳其人不太一样？”，艾琳皮肤很白，五官长相很立体，若不是她亲自告诉过我，我会误以为她可能是欧洲人。
艾琳噗嗤一笑，感觉并没有被冒犯到，“这就是土耳其的魅力所在，”她一只手抚摸着宫殿的古老石柱，一边说道，“我们是土耳其人(Turks)，但又有白Turk，黑Turk等等，很难定义清楚。你在街上能看到黑头发的，金发的，蓝眼睛的，绿眼睛的，还有很深的肤色。土耳其人是历史的混合体。”
她停下脚步，望向远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你知道吗，欧亚大陆主要民族的起源都充满传奇。据说凯尔特人就发源于此地——安纳托利亚的一个部落穿过海峡，向北迁移，最终成为了欧洲的高卢人和凯尔特人。”
“所以你是说，欧洲人其实来自土耳其？？”我有些惊讶。
“对啊，”艾琳说，“我有一些欧洲朋友做过DNA检测，发现他们都有着一部分的安纳托利亚血统，因为数千年来人们不断迁移经过这里。这里一直是人类的十字路口。”
我接着这个话题，又好奇问起土耳其历史上是如何管理如此多元的人民的。
她解释说，奥斯曼帝国征服地中海，定都君士坦丁堡后，采取了一种被称为“米利特制度”(Millet)的管理方式。统治者说，虽然我们是穆斯林，但我允许你们保持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希腊人有希腊人的法庭，亚美尼亚人有亚美尼亚人的学校，犹太人有犹太人的社区。只是你们需要多交一些税，作为保护费。
这种包容的实用主义政策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帝国。16世纪的全盛时期，欧洲总人口约9000万，而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就有2800万。
“但是，”艾琳的语调变得有些犹豫，“这种多元性也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了隐患。当19世纪欧洲开始流行民族主义时，原来奥斯曼帝国内的各个族群开始觉醒，都学习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
她带我走到宫殿的观景台，眺望着远处现代化城市的天际线。“希腊人最先开始独立运动，他们很聪明地将宗教和民族结合起来，说'我们不光是希腊人，我们是基督徒'，这样就争取到了沙皇俄国的支持。然后是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一个接一个。”
“那库尔德人呢？”我问道，想起了在新闻中经常听到的这个名字。
艾琳叹了口气，“库尔德人是最悲惨的民族之一。他们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的交界地带，总人口可能有几千万，但从未拥有过自己的国家。即使到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很多库尔德人仍然在为自己的‘国家主义’梦想而斗争。但任何政府都不会允许这样的分裂势力在自己的国家生根发芽。”
“多元帝国的‘遗产’啊”我有些讽刺地感叹。
“是的啊，”艾琳点头，“奥斯曼帝国的包容成就了它上千年的辉煌，但也注定了它的分裂。当每个民族都开始追求'纯粹'的民族国家时，多元就成了原罪。这就是历史的讽刺：昨天多元化帝国的优势，可能就成了今天民族主义浪潮下的包袱。”
“可不是，”我回应道，“你看过去十几年一直是全球化、多元化的趋势，但现在又有很多国家兴起右翼政治势力，掀起一股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浪潮。这就像我们中国有一句谚语说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The empire, long divided, must unite; long united, must divide）。”
海风吹过宫殿的庭院，带来一阵清凉。在这个曾经统治着如此广阔土地的权力中心，我们讨论着民族与国家、包容与分裂这些永恒反复的话题，仿佛能听到历史在风中叹息。
3. 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现代土耳其的缔造者
第二天，我乘渡轮前往王子岛，这个距离伊斯坦布尔城区只需要半小时的小岛，曾经是帝国时期”打入冷宫”的王室子嗣的流放地，后来演变成了名人的度假和避难所。
漫步在岛上，没有汽车，只有自行车和显得有些陈旧的矮房，仿佛时光在此停滞，让人得以思考这个国家跨越千年的巨大变迁。同时，我发现凯末尔的肖像无处不在——建筑上的壁画、当地人家门前的旗帜，甚至街边的涂鸦。
我想起另一个土耳其朋友乐赛曾经跟我提到过的，现代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类比在中国的话大概就是毛爷爷的存在。1919年5月16日，他正是从王子岛秘密启程前往安纳托利亚，开始了土耳其独立战争。当时，奥斯曼帝国战败，君士坦丁堡被英法联军占领，凯末尔意识到必须组织民族解放运动。他选择了在王子岛暂住，然后乘一艘小船悄然离开，开启了改变土耳其命运的征程。
经过几年的战争，到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时，凯末尔带来了彻底的世俗化改革。政治上，他主张政教分离，废除了哈里发制度，以议会制取代苏丹制；文化上，新土耳其共和国放弃使用阿拉伯历法，采用西方公历。废除了阿拉伯文字，改用拉丁字母；社会制度上，他主张男女平权，给予所有土耳其妇女投票权，立法禁止一夫多妻制；他甚至禁止戴传统的菲斯帽，认为这种服饰代表了旧的、腐败的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他说，“我们要面向西方，戴西式的帽子，”他力图向世界展现一个统一的，有民族认同感的全新的土耳其。
这就像是一个开了二倍速的社会实验，但他成功了，凯末尔在新共和国成立后的短短十年内彻底改变了土耳其的DNA，将它从一个伊斯兰帝国转变为世俗的现代国家，让土耳其形成了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彻底摆脱了奥斯曼帝国末期被欧洲联军收割的悲惨历史。
所以，在土耳其，当地人会尊称凯末尔为“阿塔图尔克”（Atatürk），意为“土耳其之父”。这个称号并非轻易得来，而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1934年专门通过法案授予的。他不仅带领土耳其赢得了独立战争，更重要的是，他为土耳其描绘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化愿景，并且成功地将这个愿景变为现实。
4. 埃尔多安的20年统治：与凯末尔背道而驰？
傍晚时分，在一家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小餐馆，我和朋友阿里夫聊起当下土耳其的政坛变化。
“虽然埃尔多安本人是世俗土耳其的产物，他在凯末尔创立的新土耳其出生和长大。但，在过去20年里，他试图将阿塔图尔克的土耳其彻底颠覆，将伊斯兰势力重新引入政治体系之中。”
阿里夫喝了一口拉克酒，继续说道：“你要知道，埃尔多安原来是伊斯坦布尔的市长，然后从2003年开始担任土耳其总理，他在议会制下执政了11年。作为总理他得和议会讨价还价，决策过程复杂。即使如此，在他执政初期，通过自由化市场经济，土耳其GDP从2003年的2300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近9000亿美元，也推动了一些列基础设施建设——伊斯坦布尔机场、博斯普鲁斯海峡第三大桥、高速铁路网络，这些’新’的东西也让普通民众切身感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便利。”
“但他并不满足，”阿里夫抿了一口酒，压低声音说，“那时埃尔多安一直声称土耳其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来应对地区动荡和经济挑战。2014年，他成为总统，按照当时的宪法，他作为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一次，到2019年就必须下台。”
“转折点是2016年的政变未遂事件，这给了埃尔多安很好的理由推动修宪公投。他说土耳其面临内外威胁，需要更高效的决策机制。2017年的修宪公投通过后，他成功地将土耳其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2018年顺利拿下大选后，他正式成为总统制下的第一任总统，集所有权力于一身。“
阿里夫快速瞟了一眼周围的环境，小声说“而且因为修宪，任期重新计算，他可以再执政到2028年，甚至更久。”
我听出阿里夫言语中的微妙转变，追问道：“那选民买账吗？”
“你问到点子上了，”阿里夫的语调变得更加严肃，“伊斯坦布尔的市民受教育程度高，也多多少少通过新闻媒体接触过西方民主制度，所以最近这些年对埃尔多安的支持率一直下滑，甚至他上次竞选险胜时的政治对手都是来自于伊斯坦布尔辖区的市长。埃尔多安很聪明，他很清楚地知道哪里有大量的选票。土耳其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和小城镇，这些地区相对保守，宗教虔诚度较高。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虽然成功，但主要影响的是大城市和知识精英阶层。”
“所以，伊斯兰价值观逐渐变成了他政策的核心之一，”阿里夫又喝了一口酒，解释道：“埃尔多安想要牢牢抓住这些所谓'被遗忘的大多数'。当他说'我们要恢复伊斯兰传统'，'西方的世俗主义不适合土耳其'时，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和小商贩感到自己的价值观终于又被认可了。这些人在凯末尔的土耳其里，被边缘化了几十年。”
“更聪明的是，”阿里夫继续说，“埃尔多安将宗教认同与民族自豪感结合起来。他告诉选民，'西方看不起我们，因为我们是穆斯林；但我们，要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这种说法在近些年特别有效，因为西方国家遇到几次危机，再加上土耳其官方媒体的渲染放大，让更多人对西方模式产生了怀疑。”
“公平地说，埃尔多安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执政早期的经济发展让土耳其先于沙特、伊朗率先成为中东地区穆斯林国家的榜样。”阿里夫停顿了一下，“然而，近年来问题也越来越明显，经济增长放缓，土耳其货币大幅贬值，通胀率也居高不下，商品价格一天一个样。导致大量的中产阶级因为里拉贬值被动的中产返贫。”
“那怎么办呢？”我真心很好奇土耳其人到底怎么看待未来的走势。
阿里夫有些无奈的说，“不知道啊，我反正不会再投票给埃尔多安。很多土耳其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想法，我们觉得‘受够了’，从我懂事起就是埃尔多安，20多年了还是他，我们只是想要一些变化。”说完，阿里夫把酒瓶中仅剩的拉克酒一饮而尽。
5. 土耳其的未来：在十字路口摇摆
我坐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的候机厅里，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望着黑夜里跑道上起降的一架架飞机，脑海中不断回想着这两天的对话和见闻。
机场里的人群就像这个国家的缩影：戴着头巾的虔诚女性与背着名牌包包的年轻女孩在同一个长椅上相背而坐，拖着一家四口、衣着朴素的父亲在队列中紧挨着一位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保守与开放，所有的元素都在这里和谐共存。
凯末尔用短短十年时间将一个伊斯兰帝国转变为世俗共和国，这种激进的现代化实验在当时震惊了整个世界。埃尔多安二十年的统治，又试图将钟摆摆回到传统的一边，重新拥抱伊斯兰认同和保守价值观。
我想起艾琳说的：“这里一直是人类的十字路口。”确实，从古至今，不管是陆路，还是海路，或是今天的空路，这片土地持续上演着文明的交汇和冲撞，每一次历史的转折，康士坦丁堡都站在风暴的中心。
展望未来20年，土耳其仍然是欧、亚、中东和美洲地缘政治的枢纽。这个拥有9000万人口、其中1300万是移民的国家，既是北约成员又与其对手俄罗斯保持微妙的关系，这个既已世俗化又有着深厚伊斯兰传统的国家，正站在历史的又一个十字路口。
而我，作为一个短暂的观察者，只能屏息以待，看这场关乎未来的抉择如何随历史的节奏展开新篇章。在这片见证过无数兴衰的土地上，历史的钟摆依然在摇荡，而最终的答案，唯有时间能够揭晓。